东莞凤岗附近哪里可以放生,东莞在哪里放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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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8月，千佛山放生两车蛇，村民出门带木棍不敢上山采药。
去年4月，一众放生者在深圳盐田背仔角海滩放生海鳗，一名8岁男童双腿被严重咬伤。
当善意的放生变成坏事，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即将实施，到了用科学和法律来管理放生的时候了。
10月4日是国际世界动物日，这一天，人们号召尊重生命，善待动物，向献爱心给人类的动物致谢。
人类似乎是已知生物中移情能力最强的一种。
人渴望自由，于是当看到那些被“囚禁”的动物，自然想要它们同样获得自由。
于是就有了放生。
本是一桩善事的放生，却逐渐变了味。
放生动物水土不服，放生变放死；外来生物入侵导致生态失衡；危险动物伤人事件层出不穷……
放生者们放生的时候在思考什么？放生者、兽医师、科普者，能否殊途同归，找到一条和解之路，以科学之法弘扬慈悲之心？
非周末放生群
周五早上8点，天色阴沉。
叶老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深圳蛇口渔人码头海边，放下背包，打开折叠椅，心情轻松愉快。
他拿出早晨市场刚买的小虾小鱼，“吱”的一声穿过鱼钩，甩竿，放线，动作娴熟，自得其乐。
这是他打发退休之后漫长闲暇时光的最大爱好，无所谓收成。
不过幸运的话，他能钓上来鲈鱼或黑雕。
他很清楚，这些鱼大部分都是那些放生者刚放下海的。
他非但没有领情，反而对放生者们深恶痛绝。
被放生后，带有疾病的生物可能传染给原本健康的同伴
以前见了放生者，他还凑上去劝，对方没人和他多解释，他受了一些冷脸，也就慢慢对放生者视而不见了。
看到的放生者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和他女儿年龄相仿，叶老愤愤地说：“如果我小孩天天在这里放生，我肯定跟她断绝关系！这些后生仔，有时间可以去爬山旅游，有闲钱可以去帮助穷人，搞这些干啥？”
他口中的后生仔，董镧锋算是一个。
今年28岁的董镧锋是湖北武穴人，2016年转行成为一名程序员。
4年前，他来到深圳的一家电子厂，负责技术维修。
工作三班倒，休假不规律，工作之余，他就琢磨着去哪放生。
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件行善积德的好事，众生平等。
这次放生活动，原定8点40分开始，到9点陆陆续续才来了4个人，他们都是二十来岁。
董镧锋只认识其中一个，另外3个都是新面孔。
他也不多问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手一挥：“来，开始吧。
”
整个仪式持续了十多分钟，随后放生开始。
卖鱼的渔民这时也上前来，帮忙抬桶子，解开绑在螃蟹身上的草绳。
围观者渐多，大多数是海边的垂钓者，打算在放生结束之后就下鱼竿，好奇地围过来看都放些什么鱼。
很快，伴着唱诵，一桶桶鱼被全部倒进海水中，大多数鱼消失踪影，只剩海面上漂浮着的零星几条因为在桶里缺氧已经翻肚的鱼。
念诵一段祈愿后，大雨最终不留情面地降下来，大家赶紧拿出雨具，在雨中留影，之后并不多交谈，都匆忙散去。
这是“非周末放生群”的第222期放生，来深半年后，他就组建了这个QQ群，将一些平时放生认识的朋友加入进来。
为了找放生地，深圳大大小小的江、湖、水库、海边，董镧锋跑了个遍。
不像铁岗、石岩等大水库，铁丝网围着，还有专人巡查。
董镧锋组织放生活动，一般会提前几天在群里发通知，有时间的成员“随喜参加”。
一大早，他要比成员提早几个小时，亲自去放生地附近的市场购买“物命”。
”这是对生命的解救，买了这批鱼就救了这批鱼的性命。
曾有成员在群里问，我在路边买了一只龟，应该去哪里放生？他觉得提问者想法比较简单，自己随意去买，又不懂怎么放合适，把家养的龟和野生龟混为一谈。
“做放生，你要懂它们怎么来的，是饲养的，还是野生的。
”董镧锋说。
那天，在清晨的后海市场，他将海鱼以平均40~50元每斤的价格买下来，让渔民把鱼装进一米高的桶里，打上氧气，用摩托车运到蛇口海边。
鱼类满满七大桶，加上两袋肥美的螃蟹，放生共花费7705元。
“通过放生，大家知道要行善，这对社会是积极的，我对此没有怀疑。
”董镧锋说。
与初衷渐行渐远
董镧锋的放生群最活跃的时候，大家十几台车一起去大鹏，算下来也有七十几人。
义工们分工明确，有人买动物，有人管账，有人叫车……一众人到达放生地后，他拿着话筒讲话，用扩音音响放音乐，场面很是壮观，经常引得当地村民围观。
围观的人多了，眼红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这几年，放生的人越来越多，水库旁捕鱼、钓鱼的人知道他们经常去，就蹲守在附近，等他们放生完一走，就下网下竿打捞。
董镧锋心里明白，但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默默转移地点。
现在他常去的只剩蛇口渔人码头的海边。
有一回，他和鱼老板同乘一辆车去放生地，和老板闲聊时，老板说：“现在泥鳅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还在上涨，就是放生者造成的，深圳那些大的批发市场，三天两头就会有人去大量的购买泥鳅，动辄好几万十几万，泥鳅一直供不应求……”董镧锋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，自己每次也就花几千块钱，而且放生地和购买地都是不固定的。
董镧锋开始改变高调放生，他放下话筒，舍弃了音乐，并承认自己已经没有最初组织放生的热情了，既不再关心参加的人数，也逐渐减少了放生次数。
“想要做大其实很容易，挑选人容易到的地点就好了，但在意人数的时候，你的虚荣心就多了，这和放生救命的初衷相悖。
”
也有群友和他交流说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做，我们发心是良善的。
董镧锋对此不敢苟同，说：“买太多和固定地点的弊端都这么明显了，当然要考虑去避免。
”
只不过，他的低调和规避放生弊端，并未使“放生热”冷却，越来越多关于放生动物伤人的新闻见诸报端，人们关于“放生就是杀生”的讨论让他无奈又心痛。
另一名女子也被咬伤左脚，缝了4针。
2014年8月，“梧桐山上有人放生毒蛇！”一条微博引发市民恐慌，网友怒斥其“放生无下限”，媒体评论道“是积德还是无知”。
除了大规模、有组织的放生，个人不恰当的行为也让放生怪例层出不穷。
据羊城晚报报道，广东佛山一男子曾试图放生一只雀鳝——一只顶级毒鱼，它通体被蛇皮般的硬鳞覆盖，长着鳄鱼形的嘴巴，满嘴尖牙。
这条鱼是和“食人鲳”齐名的“世界十大淡水凶猛鱼”，属于外来物种，在国内暂时没有天敌，会严重破坏生态。
董镧锋看到这些，承认有很多人放生不当，但他觉得个别现象被放大了，毕竟，没有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去杀生，他们只是想救动物一命。
放生者的两难
在QQ群上搜索关键词“深圳放生”，大大小小的群多达几十个，其中，成员达千人左右有深圳非周末放生群等，按区域命名的沙井放生群、坂田放生群、宝安放生群成员也有100多人。
董镧锋认为：“深圳流动人口多，年轻人多，有钱人也多，放生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”
由此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棘手，不仅面临放生争议的压力，组织放生也成了一个烫手山芋。
深圳市区内放生的合适地点很少，放生群目前最多的组织方式，就是包车去更偏远的地方放生，比如大鹏的山区和南澳渔村，东莞东江和惠州等地。
要包车，就牵扯到安全、费用等问题。
“包车是个麻烦事，你必须控制成本，不能收费太多，大家都是辛苦打工的，车费贵了会增加大家的压力。
“这个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贪，会有因果报应的。
他坦言自己压力不小，很难做到完满。
放生人越来越多，放生地越来越少，组织放生变得越发困难。
到底要不要继续放生？放生组织者想把放生继续做下去，但又常陷入疑惑。
2015年，程序员董镧锋想了一个法子来解决放生的两难。
他脑洞一开，结合时下最火的“互联网+”，建了一个新的QQ群，名为“互联网+放生”，他联络周边小县城和湖北老家的放生者，捐一部分钱给他们放生，来资源互补。
“深圳放生条件不好，但放生的人却越来越多，他们那边江、湖、水库很多，打捞的人又少，我支援他们一点，这样钱都用到了该用的地方，钱和环境结合，互相实现价值。
”
科学放归
自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2013年全面开展野生动物救护业务以来，曾志燎就在中心担任动物救护员。
据说市民武先生钓出一只巨型鳖，他兴奋地猜测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山瑞鳖，打算将它放生。
曾志燎鉴定一番，明确了这只鳖的身世。
“哪是他口中的千年老鳖，它属于佛罗里达鳖，是外来物种。
现在在各大放生池、人工湖里常见的小鳄龟、巴西龟等，都是因为市民缺乏相关知识，分辨不清它们究竟属于什么物种，是草龟、中华鳖还是外来物种，属于野生品种还是人工养殖，就胡乱放了。
“放生的前提是本地要有分布，外来物种不能在当地放生，放生这些外来龟往往会造成本地草龟的生存坏境被破坏，资源被掠夺，因为外来龟通常长得更快，慢慢就会把本土物种淘汰掉。
”曾志燎说。
深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现有龟类近百只，大部分是执法部门查获走私的物种。
尽管属于保护动物，但由于是外来物种，它们并不适合放归，只能在中心饲养。
除了龟类，中心收养的一只成年梅花鹿尤为特殊。
它毛色鲜亮，体态优美，独住一间房，显得有点孤单。
它并不是野生的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，而是人工驯养供商用的。
放生组织将它从刀下解救，花上万元买下，随后送到中心。
“其实人工驯养的梅花鹿，只要取得驯养经营许可证，是可以拿来吃、展览或者供药用的，当然放生者是一种善意的行为，不忍心看到它被杀，便买了，找个地方让他们养老，把工作交给我们。
但既然送过来我们就接受了。
”曾志燎略带无奈地说，“我们不提倡市民自己去购买，更不要去购买专门用来放生的动物，也不要贸然放生动物，这都只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。
路边兜售的小贩骗解救者称这是山狸，解救者买下来也送到中心。
曾志燎介绍说：“它不应该是我们这边的，它是北方的物种，也是人工养殖的，都是不能放出去的。
内地有，深圳没有的，要拿到原分布地放归，还要是野外的物种才能放归。
曾志燎进行动物放生前，会对它们进行野外生存训练，评估动物的状态适不适合放生，比如它能不能自己捕食，鸟类的话飞行有没有问题。
有时候我们会给放生鸟佩戴无线追踪器或者GPS定位设备。
“一般市民随意放生肯定做不了这些。
因此，这种廉价善事我们不提倡。
”
让生命闪闪发光
放生不仅是深圳现象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出现过对放生的争议。
对放生的良性讨论并不多见，反对者大骂“放生者无脑”，放生者则聚在小圈子，不愿向外发声，两方几乎没有沟通。
”
被放生后，带有疾病的生物可能传染给原本健康的同伴
在台湾，放生团体和动物保护机构的论战自上世纪80年代生态保护思潮在台湾兴起以来几乎从未停息过。
但越来越多组织开始将放生转型，改变“集团化、商业化、大量化”的放生模式。
台湾中华护生协会改大量放生为小规模放生，减少每次放生动物数量来分散或减少放生对生态的冲击。
同时，他们在台湾开办20多处“护生园”，专业化管理，管理模式与官方的“保护区”、民营的“生态园区”相差无几。
湾福智佛教基金会2011年起开始和官方、专家、民间携手，实践兼顾生态保育的行动。
他们将鱼苗放生科学化，在不同海域，根据不同季节，放流不同种类、数量的鱼苗，放流之后还与学术单位追踪成效，调整方法。
不久前的7月，的修订总算有了突破，新法对野生动物放生出台了明确的处罚责任。
随意放生野生动物，造成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新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。
比起此前保护条例中“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”要实在很多。
对救护中心的曾志燎和陈月龙来说，他们总算盼来了这个和野生动物密切相关的法律修订。
陈月龙在一篇文章末尾写下一段话，“致敬你爱的自然，有大山有大河有蓝天有白云，有花有草有蘑菇有昆虫，也有重返山林，重获自由，愿生命像这石块色彩斑斓，像河水川流不息，也总有阳光洒下，让他闪闪发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