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4、北京豆汁根本不是故意做的,它是用绿豆做粉丝、粉皮的下脚料!纯净的淀粉拿去做粉丝、粉皮;剩下青中透绿的下脚料,放在一边令其发酵,待发出酸味来,就成豆汁了。店家以极便宜的价钱买来,经过加工,再作为成品出售。既然已经变酸发臭了,还有什么可加工的?没这么简单。生豆汁不能喝,煮得滚开烂熟,可就又没酸臭味了,怎么办?更老辈的北京人发明了好办法:把生豆汁买回去也来一次沉淀,见细碎的固体颗粒物都沉底了,就把上边发过酵的绿色汤水,放进锅里煮。待汤水见开,立马舀一勺沉淀物投进去,一次只加一勺,再开再加,这就叫“勾兑”。要加多少勾兑出来才不浓不淡,臭中有香,酸得可口?这里就大有学问。要不然当年尽管有走街串巷推着车卖生豆汁的,人们还是宁可多花两大枚进豆汁店去喝呢!一来是店里有专门搭配豆汁吃的焦圈,二来是买回生豆汁很难勾兑得可口。
5、其实店里豆汁进价本儿低,卖的也不贵。五十年代,著名的店家如豆汁何、豆汁徐、豆汁张,一碗豆汁也只卖几分钱,加上俩焦圈也不过两角大洋。便宜归便宜,可北京人并不只为了省钱才喝豆汁,就为的找这一乐。北京人喝豆汁不分穷富,你到“豆汁何”、“豆汁李”门口看看,既有趿拉着鞋手里掂着铜板来喝的,可也有袍子马褂衣装坐包月车来的。既有膀大腰圆卖力气挣饭吃的体力劳动者,也有穿长衫别钢笔的文化人。十多年前,不忘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先生从台北来到北京,舒乙和我问她:“您几十年没回来了,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事吗?别客气!”她说:“别的事没有,就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。”我跟舒乙就领她去了“炎黄美食城”。吃其他小吃时挺谦逊、挺稳重,豆汁一上来她老人家显出真性情来了,一口气喝了六碗她还想要,吓得我和舒乙连忙挡驾说:“留点肚子明天再喝吧您哪,别吓着我们!”她说:“这才算回到北京了!”我说:就凭这一点,林家六婶就既是台湾人,又算得地道老北京!
6、10月16日,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在鹫峰国家森林公园放归了三只猛禽,它们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最初被送到中心时都有被人非法饲养的痕迹。北京地区是很多猛禽的栖息地,云端佛学,也是它们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,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,很多猛禽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消失了,导致猛禽捕捉的食物供给不足,生存面临挑战。它们处于食物链顶端,在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,在控制啮齿类数量,维持环境健康和生态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7、中国素食源远流长,春秋已滥觞,古人祭祀时为表达尊重,非素食不可。以后佛教传入中国,它在本土戒杀生,并不绝对要求素食,但梁武帝一纸令下,素食遂成中国大乘佛门的基本生活规范,这极大推动了素食的发展。到唐代,宫廷素菜已达相当高的水准。然而,当时平民饮食水平不高,主食之外,几无副食。
8、五代期间,幽州等地被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占据,宋王朝屡图恢复,始终未能成功,数百年的对峙,老北京与中原的生活方式产生差异,契丹、金时期,北京人生活方式近于北方游牧民族,以肉为主要副食,蔬菜较少。而此时所谓“南人”已普遍以蔬菜为副食,一些学者认为,正是这一背景,让“吃素”有了戏谑的含义。
9、北京人大规模食用蔬菜,始于明代,特别是大白菜引入,成了冬季的当家菜。明中后期,玉米被广泛引种,它成熟快,收割后离冬季尚有几十天,恰好能种一茬白菜。种植白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,给农民带来更多收益,故很快推广开来。为保存白菜,北京人开始制作酸菜。不过,明代的酸菜是先将白菜晒干,再加盐腌制,滋味略差。到清代,水渍法渐成主流,成品与今天食用的酸菜已无二致。
10、虽然嘴上说不吃素,但事实上老北京很注重吃素,民国后期,北京有一万家餐馆,其中七百家专门提供素食,占全部餐饮业的7%。如此高的普及率,原因有一是与宗教信仰相关,即使是没宗教信仰的普通人,每年祭祀祖先、许愿上香期间,他们也只吃素食;二是人们养生保健意识强;三是肉食太贵,素食滋味几可乱真,相对便宜,自然成为首选。